一个人在 35 岁之前能做到什么？或许远比我们想象的要多得多。

　　“少年强则国强，少年智则国智。” 这句话不只适用于梁启超身处的那个年代。科技创新能力代表了一个国家的未来潜力，青年才俊则是一个国家科技创新的中流砥柱。

　　今天，全球青年科技领袖峰会在“名士之乡”绍兴市开幕。会上，“35 岁以下科技创新 35 人”2020 年中国区榜单评选结果如期揭晓。巧合的是，就在12月6日，“上海科技青年35人引领计划”在申城启动。

　　青年正当时，创新无止境。中国青年科技工作者们正秉承着“十年磨一剑”的专业精神，默默钻研一个又一个难题，在人工智能、集成电路、生物医药、新材料、新能源等多个尖端领域发光发热，拓展人类认知的边界，孕育着下一个可能重塑世界的契机。那么，我们为这些青年力量的成长做了什么？

　　政策向你们倾斜

　　无论是不断挑战技术极限的科研工作者，还是致力于让技术商业价值最大化的科技创业者，中国人的身影越来越多地出现在国际舞台上。自 2017 年“35 岁以下科技创新 35 人”榜单正式落地中国，至今天已成功举办四届。他们中有在人类科学边界不断求索的先锋者，有洞悉技术变化方向的远见者，有灵感不断涌现的发明家，还有积极推动高端技术落地的创业家，更有科技向善、以人为本的人文关怀者。

　　这一群年轻人，正在用科技的力量创造更好的世界。今年获奖者的科研领域涵盖生命科学、材料、光电、物理、化工、能源、通信、先进制造、芯片和计算机科学，其成果大多是世界级突破性成果，或者是具备巨大的产业化潜力和价值。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分子医学研究院研究员韩达、上海交通大学副教授诸葛群碧、京东智联云副总裁、京东（上海）人工智能研究院院长易津锋三位申城青年才俊入选榜单。本届榜单评委大咖云集、分量十足，包括中科院院士、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常务副校长潘建伟，中国工程院院士、上海交通大学校长林忠钦，中科院院士、清华大学校长邱勇，中科院院士、浙江大学校长吴朝晖，美国科学院院士杨培东等。

　　记者了解到，韩达获奖年龄为34 岁，获奖理由是通过核酸分子工程技术创建功能化和智能化的核酸分子器件及系统，并将其应用于生物医学和细胞生物学研究中。诸葛群碧获奖年龄为33 岁，获奖理由是推动了超大容量光通信系统的实现，以及灵活智能光网络的构建。 易津锋获奖年龄为32 岁，获奖理由是研发的系统利用海量脱敏数据与 AI 技术，可较为精准地分析和预判海量用户的共性和个性化需求，以及商品上市后的市场表现，给出可量化的最优取值建议，让商品的设计、研发周期缩短。

　　无独有偶，由上海市科技工作党委、团市委、中科院上海分院、市青联指导，市青年科技人才协会主办的“上海科技青年35人引领计划”（上海科技35U35）12月6日在沪启动。该计划旨在探索更有利于青年科技人才脱颖而出的评价和选拔机制，培养和造就一批具有全球视野和创新影响力的青年科技工作者。评选将分别从世界科技前沿、经济主战场、国家重大需求、人民生命健康等战略方向，每年选拔35名获奖者和15名提名者。

　　掌声因你们响起

　　9月6日，2020未来科学大奖揭晓，其中“生命科学奖”被授予中国工程院院士、瑞金医院终身教授王振义。得知获奖后，王院士说，自己心情好的、坏的都有。一方面我们国家重视科学，研究工作对人民有益就受到表扬和奖励，作为受奖者当然非常高兴。但他接着发出了“灵魂拷问”：这个奖为什么不颁给年轻人？

　　如果王院士听到了两个多月后，北京钓鱼台国宾馆响起的至少50次掌声，或许能感到欣慰。掌声是送给50位获得第二届“科学探索奖”的青年科学家的。他们将在未来五年内，每人获得腾讯基金会总计 300 万元人民币奖金，可以自由支配奖金。今年获奖的名单比首届更为多元化，其中女性获奖人增至5位、35岁及以下获奖人6位。50位获奖人平均年龄不到40岁，最年轻的获奖者为30岁的北京大学微纳电子学系研究员黄芊芊。

　　在很多科学家看来，科学探索奖最大的特点在于它的前瞻性。这个奖项将目光集中在基础科学，只针对科学家的科研工作进行考察，不以已经获得肯定的科研成果为判断标准；只为寻找有潜力的项目，助力国家基础研究的长远发展。“奖项的设立打造了一种科研资助生态，让青年科学家们在相对自由的环境中推动基础科学的发展。”一位获奖者表示。

　　中国科协名誉主席、中国科学院院士韩启德说：“我们必须树立更高的科研志向，做出更多从零到一的原创研究成果，同时要推动全社会弘扬科学精神，培育科学文化，普及科学知识。”

　　有学者指出，即便人们已向最新的科研动态投入更多目光，基础科学的研究过程还是很“孤独”，人们短暂的注意力的背后，可能是年轻科学家长时间的努力。而“未来科学大奖”“科学探索奖”等民间奖项的兴起，则从新渠道为基础科学研究注入养分。

　　氛围为你们打造

　　中国科学院分子植物科学卓越创新中心王二涛研究员也是第二届“科学探索奖”的获得者，获奖理由是“肯定他在植物-微生物共生营养交换和菌根共生信号受体发现方面的贡献，支持他在豆科植物根瘤共生和菌根共生领域进行深入探索”。

　　2013年，王二涛学成回国，组建了自己的研究组。坐了四年“冷板凳”，他和团队发现了脂肪酸是植物与菌根真菌共生体系中碳源的主要传递形式，推翻了百年来教科书中的“糖”理论。就在今天凌晨，王二涛研究组的另一项成果登上《自然》，他们回答了“为什么豆科植物能结瘤固氮”这一百年难题。

　　“我很喜欢我们中心宽松、自由的学术氛围。”王二涛告诉记者，“年轻人可以选择自己喜欢做的课题，只要把它做到最好。”尤其是在前五年，中心并没有对论文的硬性指标，研究组“囊中羞涩”了，可以向中心“打借条”，所里的前辈也乐意伸手援助。“在生物学领域，好的成果没有很多年的积累，是做不出来的。如果规定三年发一篇论文也不难做到，但几乎不可能将机理或是生物学意义阐述清楚，可能会错失重大发现。”王二涛向记者吐露了“大实话”。

　　时间再往前倒流，2003年大学毕业后，王二涛被推免到中科院上海生命科学研究院读研。作为王二涛的导师，何祖华成立研究组没几年，研究方向是植物抗病信号转导。但当时王二涛对水稻驯化更感兴趣，也得到了导师的支持。十年后，王二涛回到了中科院，自己也带起了研究生，他学着当年导师的样子，给学生创造自由的学术氛围。在他看来，自己所在的分子植物科学卓越创新中心所打造的科研环境能够算国际一流：经费启动、团队配备都很快，非常有利于年轻人的成长。

　　中科院分子细胞科学卓越创新中心的周斌研究员是第二届“科学探索奖”前沿交叉领域的获奖者。2011年回国的他感慨遇上了一个好时代，“中国基础研究在蓬勃发展。”与周斌这代人国内读书、海外留学、归国当科学家的人生轨迹不同，随着我国在各科研领域持续发力，本土培养的学生也能成长为优秀的科技人才。对于“后浪”攀登科学高峰可能经历的阵痛，周斌看得很明白。“一方面科研上能否迅速出成果，另一方面还有来自家庭的压力。”他说，“还有刚刚独立的年轻课题组长们，选择攻关重大的科学问题需要十年甚至二十年，但研究机构可能给的考察期并没有那么长，你甚至见不到曙光就会被淘汰，这又该怎么办？”对此，周斌建议，年轻科研人在做课题研究时，要重视发展新技术新方法，争取掌握一项核心技术，为将来重大科学问题的突破奠定基础。

　　“科学探索奖”天文和地学领域获得者、中科院紫金山天文台研究员李婧说，此前做技术的在发论文上不占优势，但近年来国家推进的系列评价制度改革，弱化了论文的分量，“这对我们是挺好的事情。”

　　文章链接：https://wap.xinmin.cn/content/31861739.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