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那段国难深重的日子，他辗转来到当时最负声望的科学圣殿学习，为自己打开了科学之门；当国家百废待兴，他历尽艰辛回国，尽管那时，祖国链霉素、金霉素的研究基础极为薄弱，他却觉得自己责无旁贷。

“有所发现”是他对科研的一贯态度。他宁愿做错，也不愿意跟在别人身后，去重复别人的工作。正是对新科学现象、科学原理的追求，让他在理论上突破，极大提升了我国金霉素产量，为中国成为世界上第四个能生产金霉素的国家做出了重要贡献。

3月26日22时10分，上海最年长的院士——著名微生物学家、中国科学院分子植物科学卓越创新中心研究员沈善炯与世长辞，享年103岁。

沈善炯，微生物生化和分子遗传学家，中国科学院院士。1917年4月出生，江苏吴江人，1942年毕业于西南联合大学生物系，1950年在美国加州理工学院生物系获博士学位。1950年11月回国，历任浙江大学副教授，中科院上海植物生理研究所副研究员、研究员、副所长，曾任中科院上海微生物研究所副所长、生物学部常委、学部主席团成员。

早年从事抗生素和微生物生化的研究，20世纪70年代以来从事生物固氮研究，均有突出贡献。被授予美国加州理工学院杰出校友奖（1996年）、陈嘉庚奖生命科学奖（1997年）、何梁何利科学与技术进步奖（1999年）等。1980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学部委员）。

奋起！奋起！

转学西南联大，是沈善炯人生道路上的转折。那个动乱的年代，偌大的国土容不下一张安静的书桌，颠沛流离是常态。辗转徽鄂，再借读广西，沈善炯一路来到了云南。在通过西南联大的转学考试后，他进入了当时祖国学子心中的学术圣殿。

物资匮乏的战争环境下，谁能想到做实验竟也成为了奢望。在沈善炯的回忆里，当时只有化学类课程做过一些实验。而他主攻的生物领域，只是看看标本，到野外去认认植物。有些同学会利用课余时间去中学兼课补贴生活，沈善炯却一心扑在学业上，因此过得极为清贫，早晨常常只能饿着肚子。

1947年年末，沈善炯经推荐去美国加州理工学院留学深造。临行前，恩师张景钺教授为他饯行，那句平和的“我等待你，望你学成归来”如千钧之重，在沈善炯的求学路上时常萦绕耳边。

在加州理工，从不甘心落于人后的他经常在实验室待到很晚。从老师身上，沈善炯感悟到，做科学研究，重要的不是追逐科学热点，而是有自己独立的学术思想，在它并不时髦，甚至属于冷门的时候，也能坚持下去。后来，他发现链孢菌酪氨酸酶的形成受温度和含硫化合物的抑制，在此实验结果上完成了自己的博士论文。

回国！回国！

论文答辩结束，沈善炯原本打算再去威斯康星大学进修，多学些知识报效祖国。但钱学森回国时的遭遇让他改变了决定，为避免日后归国时也遭扣留和审查，沈善炯立刻订购了1950年8月31日从洛杉矶开往香港的“威尔逊总统号”轮船的三等舱船票。

这艘船上还有不少和他一样学成归国的留学生，邓稼先也在这班船上。载着游子的巨轮破浪前行，一边离祖国和亲人越来越近，一边离在异国他乡关心和教育自己的老师、朋友越来越远，交叉的思绪缠绕着沈善炯，却最终被他内心的向往所吞没——他正奔向一个光明的新中国。

然而，归国之路还是出意外了。9月12日清晨，邮轮抵达日本横滨海域，船上突然响起广播，说是由于有的客人要在横滨下船，通知旅客换房间，点名要沈善炯和另外三人带随身行李，搬到指定的房间。这当然是借口，在房间里等候他们的，是美国中央情报局的官员。不由分说，就对他们搜身，一件件查他们的行李，工作笔记本也被夺走。

沈善炯等人被扣留在日本。面对威逼利诱，他们始终抱定信念。在祖国的努力下，沈善炯等人在经历了两个多月的非法羁押和软禁后，于当年11月28日回到了祖国的怀抱。归国后，沈善炯拆开了老师在出发前留给他的一封信，信中谆谆劝告他要争取机会做一点生化遗传的工作。“这对世界生物科学的发展有益，同样对你的国家亦需要。”

1950年9月的那艘“威尔逊总统”号，为百废待兴的新中国带回来一批科学、教育和文化的未来之星，改变了中国的科技发展进程，中国的科技星空也因此闪烁起12位院士的星光。

创新！创新！

沈善炯一回国，就全身心投入到金霉素的研制中。彼时，金霉素的生产属于高新技术，几乎被美国垄断。然而，国计民生急需发展链霉素、金霉素的研究和产业。面对国内基础极为薄弱，且并无多少人熟悉这方面工作的不利局面，沈善炯扛下了研究金霉素的任务。他觉得自己责无旁贷，况且，无所畏惧地面对新挑战、发现新规律、创造新知识，正是他留学时学到的精神。

由于缺乏经验，实验初期，沈善炯和助手虽然干劲十足，却始终没有得到一个能重复的可靠结果。一次偶然的学术会议，有人提出应当注意发酵条件的研究。受到启发的沈善炯转变了工作方向，着手对接种培养基开展研究，并逐步取得进展。

1957年，国产金霉素通过了临床试验，在上海第三制药厂正式投产，其发酵单位、产品质量都接近世界先进水平，也使我国成为继美国、英国、意大利之后，全球第四个能够量产金霉素的国家，彻底打破了美国对抗生素的垄断。

上世纪70年代，年过半百的他受命开辟新的研究方向，从事生物固氮研究。他利用肺炎克氏杆菌，提出了双层次调节学说，并在生产实践中得到应用，引起国际分子遗传学界的巨大反响，被誉为固氮基因分子遗传学研究领域最出色的成就之一，也为奠定中国近代分子遗传学的发展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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