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又见面了！”

12月23日，在中国科学院分子植物科学卓越创新中心举行的媒体见面会上，中科院院士、中心主任韩斌说出了这句在一年里重复多次的开场白。

《细胞》（Cell）、《科学》（Science）、《自然》（Nature）是国际三大顶尖学术期刊，其刊发的论文统称为CNS论文。2021年，中国科学院分子植物科学卓越创新中心发表了7篇CNS论文，超过该中心整个“十三五”期间的总和，更诞生了“解析出植物细胞的第四个CPU构造”这样重大的基础研究成果。

一个只有70多个研究组的“小所”，如何厚积薄发，在基础研究领域深耕且收获——且看大江东工作室深入解析。

我们做得怎么样，让国际权威来评价

时间回拨到2018年12月，由美国杜克大学王小凡教授领衔的国际“评审团”来到分子植物中心，开展五年一次的国际评估。中心各研究组组长（简称PI）逐一在十几位国际学术权威面前讲述自己的科研工作，“评审团”对中心学科发展、PI学术成长和科研能力提升给出意见。评估结果与各位PI的职称晋升、工资待遇等直接挂钩。

这是继2009年、2013年后分子植物中心组织的第三次国际评估。

“为什么这么重视国际同行评估？因为这样的长周期评价，好比一次全面体检和精准把脉，更加科学、客观、准确地考核科研人员科研水平，不是依靠简单数论文数量。”韩斌说，这套国际评估机制已固化下来，中科院其他研究所也在运用。

考核机制的改革，带来科研导向的变化，PI们把精力放在基础研究，放在挑战科学难题上，让分子植物卓越中心在国际化道路上越走越顺畅。2016年9月，依托分子植物卓越中心的中国科学院-约翰英纳斯植物和微生物科学联合研究中心（CEPAMS）上海中心成立，开启了植物科学研究国际化的一个重要通道，多位优秀海外人才从中加盟中国科研单位。

时任英国科技大臣乔·约翰逊表示，加强国际合作是解决世界性难题、共同面对挑战的重要手段。CEPAMS是英国与中国建立顶级科学合作伙伴关系的见证。

2017年，加拿大科学家杰睿（Jeremy Murray）应聘分子植物卓越中心的PI。按国内高校院所引才惯例，47岁的他可能因为年龄连面试机会都没有。但分子植物中心采纳CEPAMS的评估意见，录用了杰睿，为他配了专职科研助理，便于他融入中文环境。杰睿说，在上海做科研，他只需要考虑科研，不用担心其他问题。

分子植物卓越中心面向国际学术界敞开大门，希腊、韩国、西班牙的科学家，通过国际评估应聘程序，也成为中心研究组组长。他们发表的论文数量和影响因子，不再是考核科研人员的硬杠杠。

“如果只看发表文章的数量，对需要长时间潜心钻研的基础研究肯定不利，有些PI为了尽快拿到经费，就在别人科研成果上简单叠加，而有些学生为了尽快毕业，找一些简单、容易的课题，不愿意去探索‘从0到1’的基础研究难题。”分子植物卓越中心PI辛季芳说。

倾尽所有，为年轻科学家搭桥铺路

2017年，在CEPAMS组织的招聘面试中，获得第一名的辛季芳，毅然选择到上海工作，这在深思熟虑的决定，“在分子植物卓越中心，年轻科研人员心无旁骛做科研，气场很合”。

如何拿到课题经费，是很多年轻人进入科研领域遇到的第一道坎。在年轻PI进入分子植物卓越中心的前5年，中心给予稳定的课题经费保障，还不设定任何科研考核指标。

“目的很明确，扶持年轻科学家成长起来，他们不必花时间申请课题经费，一门心思做课题。”韩斌说。

30多岁的张余进入分子植物卓越中心担任PI后发现，自己分配到的实验室面积、实验设备配置，都与几位院士相差无几。“不是引入后放任不管、到了时间点就来考核科研成果，而是想方设法帮助我们做成想做的课题。”除了来自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的经费支持外，张余还获得中科院前沿局的前沿科学重点研究计划，上海市科委和中科院上海分院的“基础研究特区计划”等多方经费资助。

张余做博士后时，一直想解析出植物细胞第四个CPU（中央处理器）构造。研究表明，植物细胞有5个CPU，自植物细胞第二个CPU，2000年被美国科学家解析出来，第一个、第三个CPU陆续被德国科学家解析出来，然而，第四个、第五个CPU构造仍是未解之谜。

张余的解析工作卡在了蛋白样品制备上。他的研究组利用现有方法始终获得不了想要的样品。“何不试试植物悬浮细胞？”一次午餐时，分子植物卓越中心副主任王佳伟，向张余提出建议。王佳伟提出开发基于植物悬浮细胞的植物超大蛋白复合物的分离纯化方案，与张余的研究组合作，用半年手把手教会了张余的学生黄坤，从植物培养液里“摇”出纯度更高的蛋白样品，还拿出自己的课题经费支持张余的研究。

“在这里，有植物遗传学、结构生物学等多学科科研人员，各个研究组通力合作、交叉融合，帮助我们这些年轻的PI快速成长。”张余说。

要追，就追那些高冷艰深的科学难题

12月24日，解析出植物细胞第四个CPU构造的科研成果发表在《科学》上，黄坤作为第一作者，格外激动。她没想到，一年多前还在手头唯一一个课题一筹莫展的她，现在能够获得重大进展。当时，眼看就要进入博士生第三年，但她没在任何期刊上发表论文，蛋白样品分离纯化举步维艰，她为此忐忑不安，甚至对自己的课题产生了怀疑。

张余和王佳伟及时送上定心丸：“我们中心的博士学位授予，并不要求一定要发多少篇影响因子多高的论文，而看你在科研中具体做了什么，只要是创新的、是有意义的，就能够说明你的学术水平配得上这个学位。”

每逢研究生面试，分子植物卓越中心的PI何祖华都会和考生说：“做水稻研究很辛苦，要下大田干农活，风吹日晒，而且研究成果不是两三年就可以出来，你们要先掂量自己是不是真的喜欢。”

何祖华让学生们先跟着他到农场水稻地里做具体的水稻栽培合和田间性状考察等工作，再决定是否留在研究组。播种、插秧、接种病原菌、给稻子看病，猫着腰到田里，拿着注射器把菌液注射到一株株水稻里，有时候一猫就是一整天，腰都直不起来。一、两趟下来，有些研究生就转投了其他研究组。

“如果功利地把科研看作短平快发论文、混文凭，那还是别做科研了！”2010年至2015年间，何祖华的团队没有在国际顶尖科学期刊上发表成果。他坦言，压力前所未有，但是他更坚信“科研有其自身的规律，从来不存在弯道超车，而是需要沉心静气。”他带领团队一项课题做了近15年，一个目标追了30年，终于有突破。

何祖华的学生王二涛2012年从英国留学回来后，在何祖华的鼓励下，从事相对冷门的植物共生菌根研究。今年10月，王二涛团队6年多的研究成果作为封面文章发表在《细胞》上。

“水稻还有一些常见病害，如稻曲病，对人、对家禽家畜有很强的毒性，却是鲜少有人涉足的研究领域；如白叶枯病等维管束疾病，就像人的心血管疾病一样，，还有大量的抗病基因和抗病机理有待追寻、破解。”何祖华经常鼓励学生们带着已获得的科研成果，去探索未知，解决农业生产中的实际难题。

“我们希望通过体制机制改革，让科研人员充满信心，放心大胆去啃硬骨头、去闯无人区，而不是简单、重复、没有价值的学术跟风。”韩斌说，学生的信心来自导师，如果导师都没有信心能完成自己的课题，学生又何来信心。多年来，分子植物卓越中心的革新，让潜心基础研究的科研人员获益，也让大家看到了向新、向上、向难的科研新风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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